bitpie安卓版下载安装|莫干山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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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3-08 02:18:45

莫干山会议(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_百度百科

议(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_百度百科 网页新闻贴吧知道网盘图片视频地图文库资讯采购百科百度首页登录注册进入词条全站搜索帮助首页秒懂百科特色百科知识专题加入百科百科团队权威合作下载百科APP个人中心莫干山会议是一个多义词,请在下列义项上选择浏览(共2个义项)展开添加义项莫干山会议播报讨论上传视频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收藏查看我的收藏0有用+10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是在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之前约一个月,由朱嘉明、刘佑成、黄江南、张钢等青年经济工作者组织召开的学术讨论会。会议在湖州德清县莫干山上召开,简称”莫干山会议“。莫干山会议被称作“经济改革思想史的开创性事件”,是青年经济工作者“第一次集体发声”。这次会议不仅使一批经济学家脱颖而出,走上舞台,也为八十年代的改革提供了重要的思路,引起中央高层领导的重视。中文名莫干山会议地    点浙江省德清县莫干山发起人朱嘉明、刘佑成、黄江南、张钢创建时间1984年9月3日至10日目录1会议背景2会议目的3参加人员4会议内容5会议历程6会议成果7主要意义会议背景播报编辑1984年9月3日-9月10日(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之前约一个月),在湖州市德清县莫干山上,召开了由朱嘉明、刘佑成、黄江南、张钢等青年经济工作者组织的全国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简称”莫干山会议“。十二届三中全会开启了城市改革,而改革一进入城市,分歧和矛盾就出现了,高度的改革共识也就终结了,莫干山会议赶上了改革氛围最好的时代的尾巴。 [1-2]会议目的播报编辑莫干山会议主要是讨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为十二届三中全会提供智力支持。参加人员播报编辑主办方《经济学周报》、《经济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世界经济导报》、《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杂志、《中国村镇百业信息报》、《经济效益报》、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浙江省经济研究中心承办方浙江经济研究中心发起人朱嘉明,33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前身国务院技术经济中心经济师。黄江南,34岁,国务院技术经济中心助理研究员。他们俩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工业经济系第一届硕士,此时,刚参加完社科院举办的第一次博士招生考试。张钢,35岁,《经济学周报》负责人,中国经济学团体联合会(简称经团联)联络人。刘佑成,34岁,浙江经济研究中心研究人员。参会人员正式代表:124人正式代表是由会议筹备组根据来自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的1300余篇应征论文挑选出来的;除通过论文入选的代表以外,还有一部分是发起、组织、筹备会议的中青年学者和少数当时已经有一定成就的中青年学者,囊括了高校、中国社科院和地方社科院、政府所属事业性研究机构、党政机关干部、企业界和新闻界等。非正式代表经济圈内专家、会务组和记者组等,实际上共有183人(徐景安回忆是170人)领导小组,由各发起单位的领导人组成,不负责会议的运作,基本也不参与会议任何决定;大会秘书组,负责会议的组织、议题、讨论、简报,最后报告及各项决定等,张钢任秘书长,成员有朱嘉明、黄江南、徐景安、王岐山、王小鲁、周其仁、刘佑成。后来秘书组会议又增加李湘鲁、金观涛,以及各会议分组的部分组长如杨沐、高梁等人。新闻组,由发起新闻单位各出一人组成,中青报经济部主任陆薇薇任组长;会务组,由《经济学周报》和浙江省经济研究中心负责,组长是张连城和蒋晓玲;学术组,组长和副组长是朱嘉明、黄江南、徐景安,成员为各会议分组组长。政界:马宾、王岐山、马凯、周小川、郭树清、楼继伟、李剑阁、中宣部理论局局长贾春风、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娄建、外经贸部研究室田力维,计委经济研究所赵明;学界:张维迎、周其仁、华生、高梁等。报界:《经济日报》副总编辑丁望、《世界经济导报》副总编辑朱杏清、《中国青年》杂志副总编辑崔维德、《中国村镇百业信息报》社长白若冰、《红旗》杂志编辑陈晓梅其他:孔丹、陈一咨、陈元、肖捷、吴晓灵、刘克崮、陈锡文、许善达、鲁昕、阎卡林、李罗力、常修泽等部分名单待补充会议内容播报编辑中心内容讨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主要议题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与价格改革相关的若干问题企业实行自负盈亏应从国营小企业和集体企业起步沿海十四个城市对外开放的若干问题的建议金融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发展和管理股份经济的几个问题粮食购销体制的改革和农村产业结构的变动会议历程播报编辑征求稿件1984年6月12日,《经济日报》发表了一条新闻,标题为《本报等五单位将召开中青年经济学术讨论会,广泛征集论文邀请入选者作为正式代表出席》。选定代表经过两个月的认真审阅和选拔,至1984年8月中旬会议敲定正式代表名单。正式代表共计124人。其中囊括了高校、中国社科院和地方社科院、政府所属事业性研究机构、党政机关干部、企业界和新闻界等。敲定时间地点开会前,张钢和刘佑成在浙江省委的会议室向省委省政府领导报告了会议的目的及准备情况,获得支持,确定了会议的时间与地点。为保障会议顺利进行,实行了一级保卫、食品检验等各项安全措施。会后,秘书组又向浙江省常委做了汇报。价格改革双轨制的讨论一派主张小步快调(代表人物有周小川、楼继伟、李剑阁),一派主张一步或分步放开价格控制(代表人物是当时还在西北大学读研究生的张维迎),还有一派在综合前两种观点的基础上主张放调结合(代表人物有华生、高梁等)。看望代表会议期间,省长薛驹及省委省政府的主要领导人都上山看望了与会代表,并看望因劳累过度胃出血卧床的张钢。合影留念会后,与会者照了一张合影,一共183人。除了前排中间20个座位留给出席会议的领导和会议的主要人员外,其余座位没有做特别安排。另有一张很多人在山路台阶上的合影,因为天凉和生病,许多人纷纷套上炊事员的白制服,形象颇为滑稽。汇报成果会议选了几位代表向主管计委和体改委的国务委员张劲夫做了汇报。中央批示1984年9月20日,张劲夫批示:“中青年经济工作者讨论会上提出的‘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极有参考价值。”1984年10月10日,国务院总理赵紫阳批示:“‘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很开脑筋。总题目是如何使放调结合,灵活运用;因势利导,既避免了大的震动,又可解决问题。广东的从改物价管理体制入手、江苏乡镇企业走过的路、协作煤价的下浮,以及粮棉油大量搞超购价的结果带来了比例价,都实质上是放调结合的成功事例。”会议成果播报编辑挖掘人才总理赵紫阳见‘四君子’(翁永曦、王岐山、朱嘉明、黄江南)是第一次老青对话 (那次嘉明去安徽开改革会要做报告,没有参加会见)。这次会后,有了第二次老青对话。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马洪也找了他们。会后,很多人进入了政府体改部门,比如田源成为国家体改委委员。从西北来的年纪最小的参会者张维迎只有24岁,当时在读研究生的最后半年,这年12月,他去体改委报到上班了。会后,还有一批人去江西参加价格改革试点工作。解放思想茅于轼:莫干山会议的标志是想解放 [3]影响决策层体改委组织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随后成立的北京青年经济学会、各地青年经济学会,都是这次会议的直接成果。各省“中青年”对于体制改革的研究也越来越多地介入。各地政府开始愿意吸纳青年学者的意见,鼓励年轻人冒头。河南省政府组织河南省经济咨询团,省长刘杰任团长,副省长何竹康任副团长,邀请莫干山会议中的一些骨干人员成为他们的咨询顾问,于1985年4月在政协礼堂举行聘请仪式,近百位青年经济学家济济一堂,开创了省一级领导和青年经济学家直接沟通对话、直接形成地区发展战略的先河。政策研究经济研究和政策研究结合起来,确立了青年是政策研究的主力军。过去,其实没有政策研究,所谓政策研究室是大秘书班子,没有独立研究,负责给领导写文件和发言稿。从这次会上可以看到,青年人根据实际情况研究问题,提出政策建议。从那时起,政府开始注重政策研究了。”报告及论文莫干山会议结束,由徐景安、朱嘉明、黄江南组织,蒋跃、刘瑜等参与撰写了七份专题报告上报:之一:《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徐景安执笔)之二:《与价格改革相关的若干问题》。之三:《企业实行自负盈亏应从国营小企业和集体企业起步》。之四:《沿海十四个城市对外开放的若干问题的建议》。之五:《金融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之六:《发展和管理股份经济的几个问题》。之七:《粮食购销体制的改革和农村产业结构的变动》。2014年9月下旬《经济日报》辟专版《探讨经济改革中的理论问题——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论文摘登》,刊登了会议的部分论文,比如:《自负盈亏与企业扩权》(天津市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郭振英)《谈谈技术的梯度推移规律》(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政研室郭凡生)《计划管理中综合运用各种经济杠杆》(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吴克)《从蛇口工业区的开发得到的启示》(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常修泽)《沿海开放地带的战略地位》(上海科学学研究所夏禹龙、谭大骏、陈平、蔡乃中)《引进外资引力何在》(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陆丁、《世界经济导报》张一宁)《价格改革无需增加财政负担》(清华大学周小川、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楼继伟、李剑阁)《价格体制改革是改革的中心环节》(西北大学经济系张维迎)《关于价格改革思路的思路》(国务院价格研究中心田源、陈德尊) [4-6]主要意义播报编辑莫干山会议是经济改革思想史上的开创性事件,一批中青年经济学家脱颖而出,“中青年”成为社会广泛认可的改革时代的新名词。新鲜会风会上没有宣读论文、交换资料、泛泛议论,而是围绕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分若干专题,把探讨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结合起来,拿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和建议。会议开得热火朝天,有时火药味儿十足。从白天到夜里,讨论、争论不休。人们精神亢奋,专注,高强度,不休息,会议结束时,竟有一大半人都生了病。中青年莫干山会议之后,“中青年”成为了被社会广泛承认的改革时代新名词。在《经济研究》编辑部工作也是参会者的乔桐封说:“‘中青年’很快就成了气候,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经济研究》就是从那以后开始刊登青年人的文章。”新手上路成长任务编辑入门编辑规则本人编辑我有疑问内容质疑在线客服官方贴吧意见反馈投诉建议举报不良信息未通过词条申诉投诉侵权信息封禁查询与解封©2024 Baidu 使用百度前必读 | 百科协议 | 隐私政策 | 百度百科合作平台 | 京ICP证030173号 京公网安备110000020000

改革风云四十年| 常修泽:亲历莫干山会议的前前后后(上)_澎湃号·湃客_澎湃新闻-The Paper

四十年| 常修泽:亲历莫干山会议的前前后后(上)_澎湃号·湃客_澎湃新闻-The Paper下载客户端登录无障碍+1改革风云四十年| 常修泽:亲历莫干山会议的前前后后(上)2018-12-22 12:03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字号口述 | 常修泽(1984 年莫干山会议亲历者,现任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博导,兼莫干山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整理 | 潘飞“莫干山会议”档案:名称: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时间:1984 年9 月3 日至10 日,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和《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出台前一个月左右主旨:为改革开放大业献计献策议题:中心议题——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子议题——价格改革、对外开放、农村改革、金融改革、国企改革…… 必须说明,我不是1984 年莫干山会议的发起者或组织者,只是一名普通的参与者,正如我在一首回忆莫干山会议的小诗中所写:“忆得当年山上会,诸君翘楚我相随。”只不过后来,我又自觉自愿地成为这段历史的搜集者、研究者。以下,是我结合自己的亲历和所掌握的文献、史料所再现的莫干山会议的前前后后。会前,中国改革面临三大焦点莫干山会议召开前,国内面临三大焦点。第一个焦点, 当时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正面临历史性转型。从空间来看, 这个转型是由农村转向城市。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起步的, 以1978 年安徽农民首创的“大包干”制(包干到户)为标志掀起农村改革,随后中央将这一安徽实践概括成“联产承包责任制”并向全国推广。到1984 年,经过五六年的改革, 农村这条线已经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把农村改革的势头推进到城市改革中去。1984 年1 月,小平同志第一次“南察”(到南方视察),在亲身感受了深圳的发展变化后,他提笔写下:“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显然,这一题词指出了中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开创改革开放事业尤其是城市改革新局面的问题,既是一个战略提升,也预示着中国的改革开放正面临一个新的历史关头。2017 年常修泽第五次回莫干山时,发现1984 年莫干山会议的集体照已经成为“历史文物”第二个焦点,就是随之而来的理论创新和战略思维问题。为此,中央决定于1984 年10 月召开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围绕“改革从农村走向城市”这一重大命题,讨论并作出《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这是中国改革史上第一个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作为一个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它的制订就涉及用什么理论来支撑它的问题。也就是说,是按照传统的计划经济的理论还是按照新颖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理论来进行?这里面临一个重大的理论选择。实际上,围绕这一重大理论选择的基础研究早在几年前就开始了。在北京、上海、广州,都有学者在研究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问题,我所在的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也参与其中。1981年我们所承担了国家“ 六五”期间重点科研项目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理论依据研究》,我的老师谷书堂教授主持这项课题,并带领杨玉川和我参与课题研究。1983 年,我们完成并上报了一份16 万字的课题研究报告——《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报告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理论,主张“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应以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理论作为依据”。对于这一理论主张,当时国内政界学界既有不谋而合者,也有持不同见解者。反对者明确提出:“绝不能把我们的经济概括成商品经济”,否则“必然会削弱计划经济”。总之,当时对这两种改革理论的争论是相当激烈的。1984 年6 月,《决定》的初稿“出炉”。此稿即是按照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思路来写的。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看后很不满意,指出要对起草组进行调整并重写《决定》报告稿。第三个焦点,就是来自改革实践中重大问题的倒逼。改革开放五六年来,实践中虽取得许多成就,但遇到的问题也不少(如价格问题、国企问题、金融问题等),甚至还遭遇了一些大的挫折。接下来,怎么迎难而上、深化改革?迫切需要实实在在的解决方案。综合上述这些背景,应该说,是大历史、大时代为当时中青年经济学者的“发声”提供了历史性的机遇。改革大业匹夫有责,多股“中青年力量”汇集发声多年后,莫干山会议被认为是中青年经济工作者的“第一次集体发声”。当时,中国的经济学界中有三股中青年力量崭露头角,颇受关注。第一股力量,是在京中央和国家部委相关研究机构以及挂靠于相关部委的研究组织的中青年研究者,其中以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为代表(因其位于北京西黄城根南街九号而被称为“九号院”)。当时“九号院”的“掌门人”是杜润生, 在他周围聚拢了一批有思想的中青年,像王岐山、周其仁, 等等。第二股力量,来自相关大学的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如北大、清华、人大、南开、复旦等,涌现出了一批很有想法和闯劲的中青年经济学者。第三股力量,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及各地方社科院的中青年研究队伍。例如,莫干山会议的发起人朱嘉明、黄江南,就是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系毕业的研究生(及至会议召开时,朱嘉明已经到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后并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黄江南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人员)。这些来自不同系统、不同方面的中青年经济工作者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深深扎根于中国大地,思想解放、敢想敢说。例如,“九号院”致力于研究“三农”问题并提出了很多独到见解,成为当时中国农村改革决策研究的中枢智库。又如,朱嘉明、王岐山、翁永曦、黄江南在《关于中国经济调整与改革若干阶段问题的看法》(《红旗》(内部文稿)1981 年第10 期)等文章中,提出了不少为中央所重视的建议,“改革四君子”朱嘉明、王岐山、翁永曦、黄江南(按当时《红旗》(内部文稿)发表文章的作者顺序排列)也因此得名,并成为当时中青年力量的象征。当时,走向思想解放的学术氛围也为中青年力量的发声创造了机遇。例如,1983 年2 月,“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暨全国《资本论》学术讨论会”在厦门召开,我当时有幸参会,有一批比我还年轻的朋友也出现在这一学术会上。会上由北大萧灼基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成勋先生组织,举办了一个几十人的“青年代表座谈会”,对于开始聚集的中青年力量而言,可以说是“ 初露锋芒”。总之,当时的情况 是,国家对改革发展的智力支撑有现实需求,而三股中青年力量则能够形成一个合力来给予智力供给。可以说,供需双方的真诚碰撞共同形成了那个时代的风云际会,而这些都为召开莫干山会议提供了必要的思想和组织基础。办会特色:民办官助,以文选人“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的名称及会议地点“莫干山”,最早是由朱嘉明、刘佑成(浙江省经济研究中心)、黄江南、张钢(《经济学周报》)等讨论提出的。随后, 1984 年2 月,朱嘉明、刘佑成、黄江南和孙皓晖(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作者)在浙江杭州进行了“最初商议”。1984 年1 月,杭州,莫干山会议的几位发起者。从左至右:刘佑成、黄江南、朱嘉明、孙皓晖会议的酝酿与我所在的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青年学者也有一些瓜葛。1984 年夏,朱嘉明、黄江南、张钢等来我们所做学术交流时,向所里李罗力、杜厦、金岩石和我提到有意召开中青年经济学者会议的设想,我们听后都很高兴并表示支持。随后,正是在“从天津回北京的火车上”,他们形成了比较清晰的构思,并起草了关于召开“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会议”的有关材料。回顾起来,莫干山会议是一次“民办官助”的会议。即:由中青年经济学者自民间发起、新闻单位和地方研究机构出面主办、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相关人员以个人身份参与和支持;会议的宗旨是“为党和国家献计献策”,中心议题是“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开会必须得有主办单位,光有个人身份不行。关键时刻,经济日报社社长兼总编安岗和副总编辑丁望担当主办,发挥了关键作用。除《经济日报》外,《经济学周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浙江省经济研究中心等媒体和研究机构也先后参与作为联合主办单位。这就形成了后来说的“中央级新闻单位和地方研究机构出面主办”的会议模式。此外,当时“九号院”的农研中心还为此专门拨出一万元人民币作为对会议经费的支持,这也是“民办官助”的一个典型例子。1984 年6 月12 日,在总编辑安岗、副总编辑丁望的主持下,《经济日报》发布了《本报等五单位将召开中青年经济学术讨论会,广泛征集论文,邀请入选者作为正式代表出席》的消息,消息称:“将于9 月上旬在浙江省联合召开‘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讨论的中心内容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从本月中旬开始,向全国广大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广泛征集论文。论文入选将作为正式代表应邀出席会议。”这一消息中最引人瞩目的是“几不讲”(不讲学历、不讲职称、不讲职业、不讲名气、不讲关系)和以文选人的模式。正所谓“英雄不问出处”。这份唯才是举的“征文令”大有不拘一格、网罗天下英才的气势, 着实令人耳目一新。从6 月12 日到8 月15 日短短两个多月, 会议筹备组共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1300 多篇论文,平均每天20 余篇。作者中既有专业的理论研究者,也有来自各条战线基层、利用业余时间从事理论研究的青年, 他们“位卑未敢忘忧国”, 体现了愿为改革贡献才智的强烈使命感。为保证会议按流程顺利进行,会议成立筹备工作组,组长张钢,副组长徐景安(国家体改委)、黄江南。筹备组日常工作由在北京的中青年学者承担,其中论文评审是重头戏。论文评审组组长为王小鲁(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周其仁(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副组长为朱嘉明、卢迈(北京经济学院)、宋廷明、高粱。其中,王小鲁负责基本理论方面,周其仁负责农业经济方面,朱嘉明负责工业经济方面,卢迈负责财金商经方面,宋廷明和高粱负责宏观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后来随着来稿踊跃,阅稿队伍又有所扩大。2017 年,常修泽(前右一)与1984 年莫干山会议几位老友等聚会,共话当年1984 年在莫干山举行的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名单(部分)经过两个月认真的“以文选人”的工作,截至8 月中旬,参会代表名单尘埃落定。除通过论文入选的代表以外, 还有一部分是发起、组织、筹备会议的中青年学者和少数当时已经有一定成就的中青年学者,两部分正式代表共计124 人。我曾对这124 名代表作过结构分析。按系统分:高等学校38 人,占30% ;中国社科院和地方社科院30 人,占24% ;政府所属事业性研究机构18 人,占14% ;党政机关干部20 人,占16% ;企业界12 人,占10% ;此外还有新闻界等8 人,占6%。按地区分:北京53 人,占42% ;上海11 人,占9% ;天津7 人,占6% ;此外来自改革开放先行地区的代表也较多,如浙江10 人、广东8 人;陕西、新疆、西藏等西部地区也有一定数量的代表参加,如陕西6 人。8 月底,整个筹备工作告一段落,接下来就准备上山。风云际会莫干山,不为山水为改革莫干山会议的正式会期是1984 年9 月3 日至10 日,会议地点在莫干山450 号,它原是山上的一个天主教教堂,后遭火损,现已重建。出席会议的除前述124 位代表外,还有中央有关部委的代表8 人、浙江省特邀及列席代表19 人,加上会议领导小组成员、新闻界代表、浙江省有关方面负责人等,共计180 余人。与会者中,浙江省方面的负责人包括时任浙江省省长、省委副书记薛驹,中共浙江省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崔健, 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罗东等;在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工作的有王岐山(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左芳(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贾春峰(中宣部理论局)、阎淮(中组部青干局)、李英汤(中央办公厅)等;此外,还有几位不在上述名单之列但实际上也曾参会并起了重要作用的,如孔丹(时任国务院国务委员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张劲夫秘书)、李湘鲁(时任国务院主要领导人秘书)等。为保证会议顺利举行,还专门成立了一个11 人领导小组,由发起单位的领导组成,包括《经济日报》总编辑安岗和副总编辑丁望、《经济学周报》社长冯兰瑞和主编王瑞荪等。领导小组下设秘书处,负责日常会议讨论的组织和运转,成员主要包括会议的发起、组织等几位核心人物。张钢任秘书长,刘佑成、徐景安、黄江南任副秘书长,朱嘉明、周其仁、王小鲁等为主要成员。开幕会上,有关各方相继讲话,令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有《经济学周报》主编王瑞荪和中宣部理论局副局长贾春峰的致辞。王瑞荪说:这次会议是新中国成立35 年以来第一次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的学术讨论会,是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深入发展、经济科学研究十分活跃的情况下召开的。改革实践提出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需要从理论上和实践上给予回答。我们希望会议能够体现出讲求实际、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能够体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民主精神;能够体现出五湖四海、同心同德的团结精神;能够体现出不屈不挠、勇往直前的进取精神。贾春峰在题为《时代的召唤 崇高的责任》的发言中说:“大变革要注重理论的大发展,也必然促进理论的大发展。”“对于改革实践提出的许多课题, 在过去的书本上是找不到现成结论和具体答案的。这就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于错综复杂、急剧变化的现实经济生活进行科学的分析和研究,从而作出新的理论概括。这种研究,是需要付出巨大心血的崇高的科学工作,要有献身精神、求实态度、创新勇气和科学的思维方式,绝不能复述已有的结论,或者在经典著作中寻章摘句、机械套用某些原理所能完成。改革的实践日新月异,现实生活在大踏步前进。”这番话听后令人深感责任重大,上莫干山不是来游山的,而是要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大业拿出真知灼见。1984 年,“山上”的人(部分)。从左至右:左二(前)朱嘉明、左三(后)杨海田、朱杏清、左五杜厦、左六李罗力、左七金岩石、左八马力(未完待续)责编 | 潘飞 鹤焱(实习)中国文史出版社旗下《纵横》杂志出品原刊于《纵横》2018年第4期感谢关注我社官微:中国文史出版社(微信号:wspress1980)更多资讯,请洽询热线:010-81136601 010-81136698 010-81136697 特别声明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1收藏我要举报查看更多查看更多开始答题扫码下载澎湃新闻客户端Android版iPhone版iPad版关于澎湃加入澎湃联系我们广告合作法律声明隐私政策澎湃矩阵澎湃新闻微博澎湃新闻公众号澎湃新闻抖音号IP SHANGHAISIXTH TONE新闻报料报料热线: 021-962866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沪ICP备14003370号沪公网安备31010602000299号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

1984年莫干山会议:为什么被历史所记忆_交流

1984年莫干山会议:为什么被历史所记忆_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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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莫干山会议:为什么被历史所记忆

2019-09-29 13:40

来源:

东方政经

原标题:1984年莫干山会议:为什么被历史所记忆

1984年莫干山会议,即“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已经过去了35年。这个会议不但没有被历史忘记,还一再回到人们的视野中。近年来,关于莫干山会议的研究与讨论多次进入高潮,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这本《1984:莫干山会议》得以出版。由此,我们不得不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以及之后的二三十年,会议何其多,为什么莫干山会议为历史所记忆?为此,需要讨论几个相关问题。

(一)会议的起源和本质

维基百科中文版的“会议”定义是:“会议是人类社会的一种社交、公关、政治、意见交流、讯息传播及沟通的活动,由两位或多位人士参与。”维基百科英文版的“会议”定义与中文版略有不同,强调了会议通过语言交流,具有实现“共同目标”和达成“协议”的目的:Ameeting is a gathering of two or more people that has been convened for thepurpose of achieving a common goal through verbal interaction, such as sharinginformation or reaching agreement。比较维基百科中文和英文关于“会议”的定义,英文定义强调会议的“目的性”和明确语言交流(verbalinteraction)的重要性,所以更为完整。

无论如何,两个人或两个以上的人集中在一个空间中,就一个或者若干主题,发生语言交流的过程,即是会议。按照这样的理解,会议的历史一定与人类文明史是同步的。或者说,人类文明的进展,是与会议不可分割的。所以,在古今中外历史上,关于会议,存留了源远流长的大量记载。例如,在古罗马历史、古埃及历史、拜占庭历史中,不乏关于各种会议的记载。世界主要宗教的历史,都是与若干重大的会议联系在一起。例如,公元4世纪和6世纪的两次君士坦丁堡公会议,对基督教历史影响至深。

人类文明需要两个轮子:其一为物质生产劳动,其二是精神与思想生产。问题是,人类最初的劳动可以独立进行,甚至独立完成。但是,精神思想生产从一开始就注定不可能独立进行,因为思想依赖语言,语言需要交流,否则,个体的思想行为很容易枯竭。不仅如此,无论是物质生产还是精神产品,都要“交流”和“交易”。物质产品的交换场所是市场,而思想交流的场所是“会议”。所以,可以认为,“会议”既是精神生产的一种场所,也是精神与思想交流的“市场”。

1984:莫干山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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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会议的演变和“异化”

伴随人类文明程度的提高,会议的重要性不断加大,会议形式变得多样化。在古希腊,“对话”就是一种会议形式。古希腊的思想家,天天在一个广场上讲话,并与学生和听众发生对话和互动,在实现外在的传播思想的同时,完成内在的思辨过程。在那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下,苏格拉底倡导的“问答法”对后世影响很大,至今仍然是一种重要的教学方法;苏格拉底之后的柏拉图“对话”,又有所创新与发展。可以想象,古希腊的思想广场如同利伯维尔场,这里传播的思想如同一个农夫在叫卖他的农产品。

在中国,《诗经》是通过朗读和唱诵得以传播,一般是有听众的。孔子思想的产生与传播、儒学的形成,也是通过“会议”完成的。《论语》其实是孔子与学生对话的记录,或者说,属于会议记录。

需要强调的是:会议最初的功能,就像在市场上卖东西一样,只不过交换的是多样化思想和信息而已。柏拉图的“对话”,体现了会议所需要的思想、语言、自由、平等和开放“五要素”。其中,自由,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最为重要。“会议”是一个“场”,一个现在人们常说的“平台”,在这个“场”中和“平台”上,实现人们之间的交流。在上述要素中,开放的氛围、平等的话语权和自由表达是会议得以进行的基本条件。

教育制度与会议的本质相通,通过创建一个“空间”,我们称之为教室,教师和学生在这里互动、交流,当然,以教师为中心。所以,教育实现知识传播的形式是一种特殊的会议。

但是,会议很快“异化”,超出仅仅产生和交换精神与思想产品的范畴,开始与政治、经济、利益相结合。在上古时期,处于优势的蚩尤选择停战言和,与黄帝开会和签订停战盟约,结果是黄帝反败为胜。中国周代青铜器上记载的祭祀,就是以敬天祭神为形式,实则是稳固君权至上、严格宗法制度和强化国家统治的特殊会议。公元前203年,项羽和刘邦召开过签署鸿沟和约的会议,双方接受“楚河汉界”,但是,刘邦却从未遵守这个和约。在西汉,著名的“盐铁会议”奠定了影响中国两千年左右的国家“垄断”模式。

工业革命之后,特别是19世纪以来的现代世界的运行,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各种类型和不同规模的会议。会议的种类和数量呈现爆炸性的发展。如今,对会议加以分类是相当困难的。关于会议类别的比较简单的划分是:政治类型、经济(包括商业)类型、科学技术类型和人文科学类型。会议的主体,可以是主权国家、政府、政党、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NGO),也可以是一所学校、一个公司、一个社区、一个家庭,甚至个人。会议规模,可以从几个人到几千人,甚至更多。会议的结果,可以是协议、宣言、声明、纪要、共识,也可以是论文、思想。关于会议的效果评估,没有一定标准。有的会议对经济、政治、社会产生重大正面影响,有的可能没有效果,甚至有负面效果。关于会议的形式,因为通信技术的不断创新,已经实现了从传统的电话会议到超越时空的智能手机会议的飞跃,而且会议可以在互联网上直播。

值得注意的是,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间,会议“异化”现象日益严重,会议已经成为价值链不断延长的新兴产业。“会议产业”涉及交通、房地产、住宿、商业、餐饮、购物、娱乐、服装、旅游、广告和印刷等相关产业,具有规模化、集中化、现代化的特征。在会议产业体系中,包括“购买者”、“提供者”、“中介机构”、新闻媒体机构、培训机构等相关组织。伴随着会议商业因素和会议成本的急剧提高,“会议产业”正在成为高收入、高盈利产业。更多会议正变得越来越物质化和奢靡。这是世界性的问题。

当代中国是世界会议大国。中国有了共产党,共产党和会议就有了不解之缘。中国共产党每至关键时刻,甚至生死存亡时刻,几乎都是与重要会议相联系。例如,八七会议、古田会议、遵义会议、瓦窑堡会议、庐山会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及历届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等等。在过去近70年中,国家不断现代化,但是,会议始终维系着在治国中的重要地位。会议一般与意识形态、权力和政治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凡是政府会议和事业单位会议,基本以领导报告,或者重要人物讲话为主要形式。会议设有主席台,会议开始还常有特定歌曲、与会者的座次安排。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三十分钟里有大量时间是报道关于各种会议的消息。开会成了中国社会的一种治理方式,一种社会运行的基本形式。

(三)莫干山会议的特征

古今中外,很多会议是以开会所在地命名的,莫干山会议也是如此。1984年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选择的莫干山,包含着对春秋时代莫邪、干将夫妇受命,莫邪最终舍身投入炉中,以血肉之躯使铁水融合,铸成宝剑事迹的尊崇,也包含了对春秋的思想自由和活跃的历史时代的向往。35年之后重新审视莫干山会议,其最大特点是:

第一,以中青年为会议主体,开创了他们在改革历史中的话语权的历史先河。改革开始于1978年,但是,直到召开莫干山会议的1984年,就整体而言,话语权基本掌握和控制在当时50—60岁,甚至70岁左右的那一代人手中。中青年并没有足够的话语权。这里所说的中青年,是指当时25岁左右至40岁,进入体制内的年轻人,他们中的多数人是帮助领导写文章,修改发言稿。经过“文化大革命”,十年压抑,那些老同志、老先生中,不乏思想解放者,不乏有真知灼见者,但是,主体而言是经验有余,而思想与知识和改革实践脱节,甚至趋于保守。例如,让他们接受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否定计划经济,在观念上需要相当一个过程。改革需要新思维、新理论、新方法和与之相应的行动。那个时期的中青年学人,大部分经历“文革”,反思“文革”,上山下乡,了解社会底层,又重新得到教育机会,学习了新知识、新理论和新思想,且有实干精神和魄力。这个群体是否拥有话语权,对于改革的进程与局面,至关紧要。戊戌变法失败后不久的1900年,梁启超撰写了《少年中国说》,将当时的中国描述为“老大帝国”,歌颂少年的朝气蓬勃,热切希望出现“少年中国”。后来的历史证明梁启超对了,因为改变20世纪的确实是当时的少年。莫干山会议为这代人提供这样一个场所,让当时的中青年们互相认知,建立全新的网络。在一个全国都没有多少部电话的时代,这样的网络,有利于传播新观念和好思想,形成共识和认同。莫干山会议之后,中青年关于改革的话语权得以全面拓展,确实影响了改革生态。当然,这也孕育了这代人后来的分歧以及不同的人生选择。这个问题后人值得研究。

第二,会议实现了思想创新。没有思想的会议是苍白的会议。思想创新确实是莫干山会议的重要特征,创新的范围涉及了中国的发展和开放模式、银行金融体制、物价机制、通货膨胀理论、分配制度、农村改革、企业改革、城市化,等等。创新是一个相对概念,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创新。莫干山会议之所以有如此多的创新,是与会者长期的学习、思考积累,对中国社会长期的经验,对世界竞争新格局的认识,加之会议过程中的大大小小“思想风暴”的结果。莫干山会议的创新创造了一种氛围,与会者同时感受到了创新和分享的双重喜悦,从中实现自己。

第三,全方位实践平等。所谓全方位平等,是说每个参会人都是平等的。会议消除了等级制度,谁都能发言,此时此刻你的性别、职务、年龄都没有意义。平等包括:(1)不同年龄的与会者之间的平等。(2)不同地区之间与会者的平等。(3)会议程序的平等。会议在任何场合都没有根据地位和职务排座次。(4)会议过程的平等。无论有什么样的意见分歧,与会者彼此自觉保持平等地位。人们思想的分歧是永恒的,思想一定是多元的,人和人的平等,本质上是在思想和言论上的平等。人和人可以有知识的差别,但绝不应该有在思想上的歧视。

第四,无时无处不在的自由氛围。会议需要为自由说话创造一个条件,而自由说话一定是自由思想的缘起。任何一个会议,大家见面,总得讲点有意思的东西,讲点思想出来,这需要自由。所以,没有自由的气氛,就没有自由的交流,就没有真正的会议。进一步说,一个成功的会议,在于可以提供一个自由思考与表达的环境,刺激和激发新的思想的产生。如果说莫干山会议是一个“场”,一个“平台”,这是一个自由“场”和自由“平台”,这还不够,还需要自由氛围。为此,需要每个人认同和支持,自觉摆脱各种类型的精神与思想的束缚,有免于各种恐惧的勇气,以及独立思考,自我主见的能力。

第五,注重会议程序公平。莫干山会议自始至终,不论是发言顺序,还是“挂牌辩论”,都注重程序公平。当时,会议组织者并没有读过《罗伯特议事规则》,但是,却自觉地建立了一系列议事规则,满足了在不同课题组间、不同意见的人群间公平地表达机会和充分地交流,既提高了开会效率,也产生了思想成果,并达成和谐。

第六,质朴。会议原本是严肃的场合。严肃需要质朴的元素。在1984年莫干山会议的那个时代,中国是贫穷的,莫干山会议一方面自始至终,有意识地追求简朴、节俭;另一方面,倡导理想,焕发激情,追求精神产品的质量。这样的反差,构成了这个会议的一种独特的“完美”。

应该说,莫干山会议在一定程度上回归了会议的本源功能,全面体现了一个有价值会议所需要的自由、开放、平等、创新、简朴和务实等要素。正因为如此,莫干山会议在那个时代具备了唯一性,甚至是不可复制性。所以,这个会没有被历史遗忘。35年之后,绝大部分参加者步入老年,他们几经历史分化组合,社会角色变了,对原本的“初衷”也有了不同的解读。但是,令人惊奇的是,这些会议的参加者,还会想念莫干山会议,莫干山成了他们心中保存的一个特殊符号,而这个符号的深层则是久违的良知、理想和浪漫。中国的转型道路,漫长而崎岖,需要莫邪、干将夫妇自我牺牲的精神。

现在,每年在中国大地上有多少各种各样的会议,有多少人参加,投入多少资源,难以统计。可以肯定的是,中国无疑是世界上会议数量最多,参与人数最多,密度最大,人均花费会议小时数最长的国家。[1]不仅如此,相当多的会议,少有讨论,鲜有争论,思想枯竭,形式主义,空洞化。这样的会议不仅造成了时间和金钱的浪费,而且产生了巨大的精神和物质垃圾。人均年参加会议的小时数,一定是惊人的。

1984年的莫干山会议,代表的是另一种全然不同的会议。近年形成所谓“莫干山会议热”,是很值得注意的现象。呼唤新思维和新思想,是莫干山会议最重要的主旋律。莫干山会议的思想性和政策性成果,随着时间的流逝,会显现出其历史的局限性,甚至过时,但是,莫干山会议精神却会长存。中国的转型任重道远,漫长崎岖,所以,莫邪、干将夫妇的自我牺牲精神,依然值得尊崇与实践。

[1]据中研普华会议行业分析专家撰写的《2014—2018年中国会议产业行业全景调研与发展战略研究咨询报告(2014年)》:目前中国每年举办的会议多达几千万场,参加会议的人数达上亿之多,会议产业直接产值一千多亿元,会议带来的交通、餐饮、住宿等相关行业产值超过万亿元,年均增长幅度在20%左右。

1984:莫干山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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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会议”30年:学界再论如何促成新的思想解放_中国政库_澎湃新闻-The Paper下载客户端登录无障碍+1​“莫干山会议”30年:学界再论如何促成新的思想解放澎湃见习记者 程真2014-06-22 07:07来源:澎湃新闻 ∙ 中国政库 >字号        ​6月21日,“莫干山会议”30年后,数位莫干山会议的与会者们与商界精英聚首。                这也许会成就又一场影响中国经济改革的“老青对话”。        “危机是改革的第一动力”,“如今的改革,更多的是一种日常工作而缺乏了激情”,“改革计划经济的时间比计划经济本身的时间还要长”……        ​6月21日,“莫干山会议”30年后,数位莫干山会议的与会者们再度聚首,共论改革,其言辞之犀利、观点之精辟仍不输当年。如何促成新的思想解放和社会共识,从而推动改革,是以经济学家张维迎为代表的莫干山亲历者们的一致看法。        经济学家、民间学术团体人文经济学会理事长茅于轼对澎湃记者表示,与1984年的“莫干山会议”相比,时下的中国改革,最缺乏的是解放思想的勇气。400位青年师生与会        6月21日,以“莫干山:1984的创新与动力”为主题的2014搜狐财经夏季峰会,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        此次会议的主办方,除搜狐财经外,还包括以茅于轼为理事长的人文经济学会,以及林毅夫曾担任主任(院长)的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参加会议并发表演讲的,除周其仁、张维迎等当年莫干山会议的亲历者外,还包括茅于轼、陈志武、姚洋等学界代表,以及刘永好、梁建章等商界精英。        姚洋,现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刘永好和梁建章,则分别是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和携程网创始人。        会议观众约400人,绝大部分是在京各高校和研究机构的青年师生。此次会议涵盖两项议程,分别是“思想市场与改革动力”和“中国下一个30年”。两项议程中,除嘉宾发言和演讲外,还安排有观众互动环节,主题分别是“有改革才有中国梦”,以及“哪些改革迫在眉睫”。        “莫干山会议”,是经济学界对1984年9月3日至10日,于浙江省德清县莫干山上召开的“全国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的通称。“莫干山会议”是在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踟蹰不前的背景下召开的。会议提出的价格双轨制方案,为中国经济改革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向。经由此次会议走上中国改革前沿的青年群体,更是在此后的中国经济改革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足迹。“危机是改革的第一动力”        “危机是改革的第一动力。”“莫干山会议”论文选稿者石小敏这样认为。        石小敏,现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石小敏称,因为当年在原国家体改委工作,“身份不自由”,1984年他未能参加“莫干山会议”。石小敏认为,社会发展是有惯性的,只有各种社会危机积累到一定程度,才会导致重大社会变革的发生。        为此,石小敏将重大社会历史事件与地震震级做了一个类比。        “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都有其内在的因果逻辑,这好比是地震的前震和余震。”石小敏指出,当社会危机积累到一定程度,领导人自然会直面危机,因势利导,做出推动改革的重大选择。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危机是改革的第一动力”。        在石小敏看来,1984年的莫干山会议就是这种情况。“当时是中央领导和中青年学子的‘蜜月期’”,莫干山提出的价格双轨制改革可谓水到渠成。回到当下,石小敏认为十八大以来中央各项全面深化改革的措施“非同凡响”,特别是打击腐败不打折扣。他相信,当重大挑战到来之时,中央领导会做出新的历史性决策。决定性作用:市场还是权力        不过,针对地方政府贯彻中央全面深化改革政策的现状,陈志武和姚洋都提出了质疑,认为他们“没有真正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        从发挥市场的基础性作用,到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陈志武认为政府对市场的认识和定位进一步深化,“市场的全新时代到来了”。但陈志武发现,地方政府在落实市场作用的过程中,很快就走了样。        “一遇到稳增长的挑战,省长们就开座谈会,鼓动大家重新加大投资,上马高铁、水利、能源等项目。这究竟是市场在起决定性作用还是权力在起决定性作用?”陈志武发问。        姚洋的观点与陈志武类似。以中美两国不同的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为例。姚洋指出,中国中央和地方政府都大力扶持新能源汽车产业,地方政府更是直接提供大额补贴,但中国的新能源汽车依旧发展缓慢。反观美国,在没有一分钱补贴的情况下,美国公司特斯拉的电动汽车却发展迅速,就是因为其加大研发豪华车型,走高端路线,以高定价覆盖电动汽车的电池成本。        “凡是政府干预多的地方,往往也就是产能过剩的地方。”姚洋表示。        如何减少政府对市场的不当干预,经济学家、当年的莫干山与会者周其仁,对此也有同样的困惑。“我最近常常在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改革计划经济的时间,为什么比计划经济本身的时间还要长?”周其仁问道。        “计划经济持续的时间,不算文化大革命的话不过20年,而改革已经进行了30多年,为什么到现在不仅没改完,反而还越改越难?”以农村土地流转为例,根据周其仁的研究,即便在人民公社时期,农民的宅基地都是可以自由买卖、自由转让的。        禁止农村宅基地自由买卖和转让的法规,恰恰是发布于改革启动后的1990年代。1999年开始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        “就是这条法律,导致了目前的农村土地流转困局。但它却是制定和实施于改革开放开始后。”周其仁指出。        在周其仁看来,不能把所有新政策的出台都理解为改革,“只有与市场经济方向相一致的措施才能叫改革,而逆向措施则不能称为改革。”无法判断下一个“莫干山会议”何时到来        和周其仁相比,对于改革之难,张维迎的体会同样深刻。        张维迎认为,改革大政的制定和实施,有赖于思想市场的广泛传播和社会共识的高度达成。        “一切变革的实现,都是以一种新的社会理念去替代旧理念。而新理念的产生,则是以社会思潮在思想市场的广泛传播为基础的。”张维迎指出。        张维迎对澎湃记者表示,1984年的“莫干山会议”确实可以视为中央领导与中青年学子的“蜜月”。        当时“文革”过去不久,高考也刚刚恢复,广大青年急欲表达满腔热血。而下至地方上至中央的政府官员,也对新思想、新思潮充满渴求。对他们来说,改革不仅仅是工作,更是一种生命激情。整个社会具备了各种新思潮、新观念自由碰撞的良好氛围。        据《莫干山会议真相》等文章披露,莫干山会议前后,曾有两次时任国务院主要领导与青年学子的直接对话,业内称之为“老青对话”。        张维迎在回答澎湃记者提问时指出,30年时间里,之所以始终未能产生与当年“莫干山会议”同等分量的青年学者和改革理论,青年人的自身原因固然是一方面,但更多的还是社会大环境使然。        茅于轼也对澎湃记者表示,他无法判断下一个“莫干山会议”会在何时到来。 澎湃新闻报料:021-962866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1收藏我要举报#莫干山会议30年#莫干山会议#中国改革#思想解放查看更多查看更多开始答题扫码下载澎湃新闻客户端Android版iPhone版iPad版关于澎湃加入澎湃联系我们广告合作法律声明隐私政策澎湃矩阵澎湃新闻微博澎湃新闻公众号澎湃新闻抖音号IP SHANGHAISIXTH TONE新闻报料报料热线: 021-962866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沪ICP备14003370号沪公网安备31010602000299号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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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30年:中国经济学界再寻创新与动力_中国政库_澎湃新闻-The Paper下载客户端登录无障碍+1“莫干山会议”30年:中国经济学界再寻创新与动力澎湃见习记者 程真2014-06-21 09:57来源:澎湃新闻 ∙ 中国政库 >字号30年前,举行莫干山会议的329号别墅        三十载激流澎湃,半甲子沧海桑田。        30年时间里,莫干山,成了中国经济改革的代名词。        6月21日,中国经济学界的几位代表人物重新聚首,再论莫干山。        只不过这次,会议地点不是莫干山,而是寓象征意义于他处的北京钓鱼台国宾馆。重聚        6月21日,以“莫干山:1984的创新与动力”为主题的2014搜狐财经夏季峰会,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        此次会议的主办方,除搜狐财经外,还有以经济学家茅于轼为理事长的民间学术团体——人文经济学会,以及林毅夫曾担任主任(院长)的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按照计划,参加会议并发表演讲的,除茅于轼、周其仁、张维迎、陈志武等经济学家外,还有来自商界的代表人士,如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携程创始人梁建章。        上述学界权威和商界精英,将在此次会议上,“再度对中国改革做最大胆的建言”。        本次会议涵盖两项议程,分别是“思想市场与改革动力”和“中国下一个30年”。两项议程中,除嘉宾发言和演讲外,还安排有观众互动环节,主题分别是“有改革才有中国梦”,以及“哪些改革迫在眉睫”。        会议宣传语仍然透露着1980年代的理想主义色彩:我们需要从历史中寻求智慧,渴望在追寻来路的过程中得到启迪。我们希望做些什么,推动整个社会去创造充满无限可能的未来。        事实上,这并非中国学界第一次再论莫干山。        2012和2013年,经济学界曾两度再上莫干山,参加“中青年改革开放论坛(莫干山会议•2012)” 和“中青年改革开放论坛(莫干山会议•2013)”。        2012年莫干山会议的主办方,只有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一家单位。2013年则新增了一家: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        莫干山为何如此重要?它又是怎样与中国的改革“扯上”关系的?起点        在中国,莫干山于经济而言,某种程度上并不亚于黄埔之于军事。        这是因为,莫干山会议的与会者,以及藉此次会议形成的莫干山精神,在此后30年时间里深刻影响着中国的经济改革进程。        如果说黄埔是中国现代军事教育的起点,那么称莫干山为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思想史的起点”也许并不为过。        1984年,那群还沉浸在书生意气中的莫干山参会者,几乎都在中国的经济改革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足迹。其中包括: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国务院副总理马凯,全国政协副主席、央行行长周小川,财政部部长楼继伟,中国国际金融公司原董事长李剑阁,经济学家周其仁,经济学家张维迎……        莫干山会议,是经济学界对1984年9月3日至10日,于浙江省德清县莫干山上召开的“全国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的通称。        在会议筹备组副组长、时任国家体改委宏观规划组处长的徐景安看来,1984年的莫干山会议,既是“经济改革思想史的开创性事件”,却也是一次充满着各种风险的会议。缘起        1984年6月12日,《经济日报》发表了一条题为《本报等五单位将召开中青年经济学术讨论会,广泛征集论文邀请入选者作为正式代表出席》的新闻。        正是这条新闻,改变了中国一群年轻人的命运,同时也深刻影响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历史进程。        新闻全文如下:        本报讯 《经济日报》、《经济学周报》、《世界经济导报》、《中国青年》等报刊和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将于9月上旬在浙江省联合召开“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讨论的中心内容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从本月中旬开始,向全国广大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广泛征集论文。论文入选将作为正式代表应邀出席会议。论文写明“九月征文”字样,寄北京市《经济学周报》社。论文不超过八千字,提纲不超过一千字,并请写清作者姓名、性别、年龄和工作单位。        新闻的发布者自身可能也没有想到,这条短短200字的短讯,将会对中国的经济改革产生怎样的影响。        1984年的中国,农村改革大有起色,城市改革却举步维艰。其中,围绕如何建立合理的价格体系,经济学界主张各异。有的主张“以调为主”,有的主张“以放为主”,谁也不能说服谁。        据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常修泽回忆,当时正值十二届三中全会前夕,《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处于起草过程。遇到的突出问题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问题,即到底是继续按照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或计划经济体制的变形“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惯性运作,还是另辟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路。        也是恰在此时,几位在政府智库从事经济研究工作的年轻人,萌生了举办一次只有中青年参加、不论资排辈、自由争鸣,并直面当时中国重大现实经济问题的学术会议的想法。        这几位年轻人是:朱嘉明,时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前身国务院技术经济中心经济师;黄江南,国务院技术经济中心助理研究员;张钢,《经济学周报》负责人,中国经济学团体联合会联络人;刘佑成,浙江经济研究中心研究人员。        后来的历史证明,正是这四人,成为莫干山会议真正的始作俑者。风险        在1980年代,尽管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起航,社会思潮也处处点缀着理想和浪漫色彩,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要召开一次主题如此敏感的学术讨论会,却仍然面临着不确定的政治风险。        这一风险的历史背景是,1984年5月在安徽合肥召开的“全国改革者大会”,遭到了时任部分中央领导的批评。        这个由民间组织的“世界新技术革命浪潮和中国改革研讨会”,邀请了当时改革的先锋人物——时任安徽凤阳县委书记翁永曦、浙江海盐衬衫总厂厂长步鑫生、鞍山无缝钢管厂厂长王泽普,意在把全国改革者联合起来,推动社会进步,甚至有进一步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意图。        此会以一个响亮的名字流传,叫“全国改革者大会”。        会议锋芒毕露,遭到了中央领导的批评:“凭什么叫改革者大会,难道说参加是改革者,不参加就不是改革者?”        据张钢回忆,“改革者大会后,草木皆兵,这时开会非常扎眼。为了增加合法性,所以才想到用多家新闻机构联名发起的办法。”        经过筹备和运作,莫干山会议最终由 《经济学周报》、《经济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世界经济导报》、《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杂志、《中国村镇百业信息报》、《经济效益报》、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浙江省经济研究中心等联合发起召开,并有几位时任国务院主要领导的秘书,中宣部理论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以及浙江省官员出席。        这些官方人士的参与,使得莫干山会议在很大程度上规避了政治风险。2012年9月16日,由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主办的中青年改革开放论坛(莫干山会议)在浙江省莫干山举行。  IC 图崛起        莫干山会议的宗旨是 “为党和国家献计献策”,中心议题是城市经济体制改革。        会议的直接成果,是于9月15日就向中央上报的七份专题报告,分别是:《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与价格改革相关的若干问题》,《企业实行自负盈亏应从国营小企业和集体企业起步》,《沿海十四个城市对外开放的若干问题的建议》,《金融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发展和管理股份经济的几个问题》,以及《粮食购销体制的改革和农村产业结构的变动》。        9月20日,主管原国家计委和体改委的时任国务委员张劲夫批示,“中青年经济工作者讨论会上提出的‘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极有参考价值。”        10月10日,国务院时任主要领导批示,“‘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很开脑筋。总题目是如何使放调结合,灵活运用;因势利导,既避免了大的震动,又可解决问题。”        上述报告,成为是年十二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重要智力支撑。        不仅如此,众多莫干山会议的与会者,也藉此一举成名,进入政府乃至中央高层视野,获得了为中国经济改革不断建言的机会。        比如张维迎,当时只有24岁,正处攻读硕士研究生的最后半年。当年12月,张赴国家体改委报到上班。        再如1985年4月,河南省政府组织河南省经济咨询团,时任省长刘杰亲任团长,副省长何竹康任副团长,邀请莫干山会议骨干人员为政府咨询顾问。        而国家体改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北京青年经济学会等智库的成立,更是标志着“中青年”对于体制改革的研究越来越多地介入。“中青年”从此走上中国的经济改革研究前沿,逐渐成长为一支不可忽视的政策研究力量。        这些青年人,有着强烈参与社会变革的热情和愿望,其“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抱负,丝毫不输民国时期起于青萍草莽的大风英雄。会风        除成文的报告外,莫干山会议始终为后世称道的,还有她那不拘世俗的会风和直面问题的勇气。        在会议召集阶段,组织者就摒弃了论资排辈的传统,能不能参会只有一个标准:论文水平。        参加会议的正式代表124人,由会议筹备组从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的1300余篇应征论文作者中挑选而来。选拔过程中,不讲关系、不讲学历、不讲职称、不讲职业、不讲“名气”,只凭论文水平确定代表资格。        正是这一标准,从起点上成就了莫干山会议的辉煌。        此外,参会者不允许带论文上山,“只带身子来”,不许念稿子,杜绝泛泛而论。        会议议题均为当时国家经济发展和改革面对的尖锐问题,讨论必须有的放矢、切中要害。议题挂牌讨论,各组分散于各座小楼,成员可互相串,任意选择自己感兴趣的议题参加。        开会时间分三段,会议开得热火朝天,有时火药味儿十足。白天不够夜里继续,讨论、争论不休。与会者精神亢奋,专注,高强度,不休息。会议结束时,竟有一大半人病倒。        一张与会者在山路台阶上的合影显示,因为天凉和生病,许多人套上了炊事员的白制服,形象颇为滑稽。        也许,于这些即将登山中国经济改革大舞台的中青年而言,这种滑稽或曰放荡,恰恰释放了他们不吐不快的满怀压抑和纵横捭阖的万丈豪情。        30年后的今天,不知当年这些莫干山会议的参与者们,心中是否与今人有一样的疑问:下一个莫干山会议的历史坐标,会在何时何地出现?        (本文参考2008年10年25日经济观察报《莫干山会议真相》,及2013年9月10日东方早报《“莫干山会议”再寻改革新共识》。)        澎湃新闻报料:021-962866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1收藏我要举报#莫干山会议#中国经济改革查看更多查看更多开始答题扫码下载澎湃新闻客户端Android版iPhone版iPad版关于澎湃加入澎湃联系我们广告合作法律声明隐私政策澎湃矩阵澎湃新闻微博澎湃新闻公众号澎湃新闻抖音号IP SHANGHAISIXTH TONE新闻报料报料热线: 021-962866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沪ICP备14003370号沪公网安备31010602000299号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

悦茶丨柳红丨发现与记忆:围绕莫干山会议的十年叙事 - 知乎

悦茶丨柳红丨发现与记忆:围绕莫干山会议的十年叙事 - 知乎首发于经济学家茶座切换模式写文章登录/注册悦茶丨柳红丨发现与记忆:围绕莫干山会议的十年叙事经济学家茶座作者简介:柳红,独立学者,维也纳大学博士候选人,著有《八零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一这是一本并不完整的关于莫干山会议的文献集,例如,它缺了“以文选人”的会议论文,甚至连论文题目也无处搜寻。曾经试图一位一位地征询,所获甚少,不得不放弃。一些来自北京的参会者,或因参与了会议筹备,像对1300篇论文的审稿等;或因来自中央或国务院机关,或因其他原因属于特邀代表,并非因论文入选。而外地代表,散落各地,时隔三十余年,找寻难度甚大。当初开会,论文本就未要求带上山;而审稿之后的论文有无保存?放到了哪里?亦无人知晓。要知道,这只是几位年轻人创意发起,众多人士和机构支持,举办起来的,虽有名头,但终究是一个民间会议,并非由一个机构统一操持。因而,其资料散失可以想象;正是如此,其会议本身的意义才格外显著。2019年6月,一些80年代的青年学人,因日前再次掀起的价格双轨制发明权争议,在微信群中作了一些讨论。我看到孙方明先生(1948年生,1981年2月至1984年10月任职于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的意见,似可作为本书的一个注释,因此摘录如下:“十多年来关于价格双轨制发明权的争议,最大的成果是误导了许多不知情的人,以为价格双轨制是莫干山会议最重要的议题和贡献。实际上,莫干山会议的议题涉及当时经济体制改革的方方面面,不少建议对高层决策起到了直接间接的重要影响。但是以为一次聚会就决定了中国的改革方向,那就一厢情愿了,也不符合历史事实。“今天很多人对莫干山会议的追忆,自然含有对美好事物放大的成分。但不争的事实是:一次对全国经济改革有影响的讨论会,主要不是由机构发起的,而是一些个人提议,民间串联,达成共识就开始组织,也没有谁审查批准,居然得到浙江省委的支持和助力,会议过程受到共和国高层的关注和肯定,甚至还委托时为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秘书长张劲夫专程到杭州去听取会议汇报。这些黄金年代的追议,是莫干山会议最精彩,也最令人神往的。莫干山会议表明,中青年经济研究者自由自主研究的成果,可以与国家最高层直接对话,可以影响决策。在当时,类似于莫干山会议的大大小小聚会无穷多,而莫干山会议因其别具一格,成了旗帜!”人们对莫干山会议及其相关事件,有不同的看法和解读。由此,也提出了一系列问题:莫干山会议的价值何在?20世纪80年代青年经济学人的行为特征和精神气质是怎样的?他们是怎么样聚合在一起的?又是通过什么渠道来影响改革决策的?庙堂与江湖是如何连接的?80年代的独特性在哪里?等等。本书分三部分:一是总括性,研究性发掘和回顾会议情况;二是亲历者从自己参会、办会角度来谈;三是历史文献,包括会议文件、工作笔记、日记、报道、照片等。二这不仅是一本文献集,也是莫干山会议这一事件被发掘和记忆留存的记录。这条线是如何呈现的呢?是通过以文章发表的时间顺序加以编排,由此可以看到整个事件渐次被打开的过程,经由一次又一次书写,一个又一个讲述,像拼图似的,将一小片一小片拼接出大致轮廓。这也是通过民间独立研究,记录,发掘,留存记忆的过程。我格外看重,特别想强调这样一个角度。尤其是在当下,这是我们该做,能做的事,也是某种责任。先说关于莫干山会议总体性书写部分,从2008年的第一篇到2018年的最后一篇,前后经历了十年。2008年10月,《经济观察报》发表了我写的《莫干山会议真相》。其缘起,也与价格双轨制发明权争论有关。争论各方都提及了在莫干山会议上的争论,然而人们对这个会议却鲜有所知。在莫干山会议的四位发起组织者中,黄江南当时在国内,已经接受过采访;朱嘉明和张钢在海外,我与他俩通过skype进行访谈,在写的过程中,也不断追问,请他们确认细节;而另外一位刘佑成,虽四处打听,还是未能联系上,在文中特意说明,并配了1984年年初朱嘉明和黄江南与他在杭州的合影。此外,也采访了一些与会者。文中提及四五十人,其中有20余年未在报纸上出现过的名字。文章在经济学家圈儿,也在一些20世纪80年代的过来人中产生了反响。其实,出发点很简单,就是想呈现80年代的气氛和时代感。那是由很多人,包括青年经济学人群体一齐努力,研究问题,思想激荡,有创意有行动,共同创造的历史。而莫干山会议更大范围地进入人们视野,是2012年曹文炼先生在莫干山发起新莫干山会议以后。一年一度,他不断邀请1984年莫干山会议代表参加。从而,使之与历史有某种具体的连接。莫干山会议的故事被反复讲述,以至成为某种符号和象征。常修泽先生,既是1984年参会者,也是2012年后新莫干山会议的嘉宾,他在2012年所写的莫干山会议史料版,被纳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张卓元先生主编的《新中国经济学史料(1949-2011)》一书。它使得一桩曾彻底消失,20世纪80年代青年经济学人作为整体行动的一个典型事件,进入主流经济学叙事体系。2014年,在莫干山会议举办30周年之前,我幸运地得到一些珍贵的私人收藏,像翟新华先生的日记等资料,也做了更多的采访,从而得以写出较六年前更为详尽的会议情况——《历史之棱镜——写在莫干山会议三十周年时》。时至2018年,收到一位兄长微信转来刘佑成先生所写《莫干山会议始末》。1984年,时任浙江省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的他,会议的主要组织者之一,基于当时的工作笔记而写,史料价值很高。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我即刻与佑成先生联系,得知他挂笔近30年,原本此生不打算再写什么,终因挨不住友人相劝,在70岁这年,将经历过的一些事记录下来,与朋友们分享。他拒绝了我提出将文章发表的建议,说既然我做相关研究,尽可以拿去用。我坚持说,要发表了才好引用,要让更多的人读到。《经济观察报》于2018年6月发表了刘佑成先生的文章,并建议我写一个推荐语。我理解,并非是因为我有“资格”推荐,而是出于某种历史延续性和需要阐释的意义。在简单介绍了之前的情况后,我写道:“作为研究者,面对这样的‘热闹’,总感到有些遗憾:1984年莫干山会议,渐行渐远,物是人非,存在与会者难免失真的记忆,而纠正这样的情况,将相关研究深入下去,需要有新的和凿实的历史记录问世。终于,封笔二十八年的刘佑成先生‘现身’。他以会议主办者的身份和角度,基于当时的工作笔记,写出《莫干山会议始末》,为研究者和公众提供了直接、丰富、多元的文献和信息。至此,这一曾经直面社会改革基本问题、掀起头脑风暴、汇聚思想能量,带有时代标志,并为很多人带来崭新历史机会,青年经济学人举办的第一次全国性会议,这一曾经被遮蔽的历史事件,其残缺部分得以很大程度地填补,其图像更为完整地显现。而这一历史挖掘过程,历时十年。刘佑成先生功莫大焉。”这就是我想呈现的莫干山会议“发掘史”。再来看亲历者说。华生和贾康两位是较早回忆莫干山会议的。除了在报刊发表文章或出版回忆录中节选的作者,令人欣喜的是,在本书编辑过程中,有几位当事人接受了约稿邀请:像时任国务院价格研究中心研究人员的田源先生;像以工人之身份投稿入选,却因工厂不准参会,愤而辞职,前往莫干山的阎卡琳先生;像操持莫干山会议劳苦功高的时任《经济学周报》编辑的大会秘书长张钢先生等,他们都专门撰文。在约二十位作者中,可以看到因为时间久远,有些自己亲身参与的经历忘记了,而较多地趋向于写被众人反复强调的事件。这可能也是某种“记忆”模式,于是,也形成了某种“叙事”。而这种叙事是符合史实的,还是建构出来的?都值得进一步研究。正如前述孙方明先生的批评。而亲历者身份、来源的多元化,可以一定程度地增加记忆的丰富性。像阎卡林先生和阎淮先生的讲述,一个是地方工厂青工,一个是中组部青干局官员,对同一事件的反映放在一起格外出彩。而孔丹先生,时为张劲夫先生的秘书,与总理秘书李湘鲁先生俩人上会,以及在青年和领导之间所做的沟通,则是另外一个难得的角度。此外,我也在学术网站上搜索到一篇文章,作者是1984年大学毕业不久,因论文入选而参会的黄汉江先生所写的回忆。而能够得到刘佑成先生的工作笔记和翟新华先生会议期间的日记,无疑是相当宝贵的一手资料。伴随着莫干山会议的名声,与之相关的历史记忆和书写,也出现了某些新的问题。例如,当你想尽量揭开一段被遮蔽的历史时,总有莫名奇妙的习惯或力量要继续将其掩盖。媒体倾向于强调某些主流经济学家或人物的角色和作用;而对另一些实际起了很重要作用的人物则避而远之。对于这样的现实既理解,又感到遗憾。本书尊重各位作者的表述,即便有记忆失误,彼此有矛盾处。我想,连同文献集本身,都构成历史记忆与叙事的一部分,而非历史记录和解释的最终版本。最后,要感谢供稿供图的作者;感谢《莫干山丛书》和东方出版社对这一选题的接纳,当我向许剑秋先生介绍这本书的意图和内容后,他欣然允诺,继而利用我寒假回国的时段,与两位编辑来我家商议,特别是关于原始文献和图片部分的处理事项。并感谢编辑陈丽娜、李鹏飞的辛勤工作。至于莫干山会议的价值和意义,留待读者和历史来评价,来回味。柳红2019年7月4日写于维也纳,奥地利国家图书馆维特根斯坦-研究阅览室发布于 2021-09-18 08:25作家光荣与梦想(书籍)博士​赞同 1​​添加评论​分享​喜欢​收藏​申请转载​文章被以下专栏收录经济学家茶座以经济散文传播经济

第五届莫干山会议举行 郑建邦出席并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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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莫干山会议举行 郑建邦出席并讲话

2022-09-09来源:人民政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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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政协报讯(记者 孙金诚)9月6日至7日,由民革中央、浙江省政协主办的“聚力乡村振兴 助推共同富裕——第五届莫干山会议”在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举行。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常务副主席郑建邦出席会议并讲话。

郑建邦表示,5年来,莫干山会议已经成为民革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的重要平台,已经成为展示乡村振兴成果的重要平台,已经成为发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优势的重要阵地。近年来,在德清,在湖州,在浙江,乡村振兴的道路正越走越宽。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正全面呈现出“美丽中国”的美好样貌。民革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持续深入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献计出力,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

围绕聚力乡村振兴,助力共同富裕,郑建邦提出,要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为引领,夯实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的理论基础;准确把握内在逻辑关系,夯实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的认知基础;持续抓好农民稳定增收,夯实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深入开展绿色低碳实践,夯实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的发展基础;构建乡村精神文明建设新格局,夯实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的精神基础;不断深化农村改革共享,夯实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的制度基础。

民革中央副主席兼秘书长李惠东主持开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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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干山会议(2014年中青年改革开放论坛)_百度百科

议(2014年中青年改革开放论坛)_百度百科 网页新闻贴吧知道网盘图片视频地图文库资讯采购百科百度首页登录注册进入词条全站搜索帮助首页秒懂百科特色百科知识专题加入百科百科团队权威合作下载百科APP个人中心莫干山会议是一个多义词,请在下列义项上选择浏览(共2个义项)添加义项收藏查看我的收藏0有用+10莫干山会议播报上传视频2014年中青年改革开放论坛2014年中青年改革开放论坛,是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际合作中心,联合全国金融系统青年联合会、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论坛,在浙江省德清县莫干山举行。论坛自2012年起创办,已举办两届会议;2014年论坛的举办时间为9月18至20日,主题为“全球化背景下的大国治理”。2014年9月26日,莫干山会议部分建议已上交中央。 [1]中文名2014年中青年改革开放论坛别    名莫干山会议会议时间2014年9月18至20日地    点浙江省德清县莫干山主办单位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际合作中心等目录1主办单位2会议内容3参会代表4会议成果主办单位播报编辑2014年中青年改革开放论坛是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际合作中心,联合全国金融系统青年联合会、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中心共同主办 [1]会议内容播报编辑主题全球化背景下的大国治理议题中国和世界的关系经济外交和全球战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核心价值与文化建设边疆治理与民族宗教金融改革(互联网金融)国有企业改革(混合所有制) [2]参会代表播报编辑论坛共有200余名代表“上山”,其中80后占到了80%以上,既有国家部委青年业务员,也有来自高校、科研院所的青年学者及NGO成员,美国能源公司首席技术工程师许隽逸甚至自费从美国赶赴莫干山,参加能源与环境圆桌会议。会议成果播报编辑部分建议土地对依法取得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允许以公开规范的方式,出让、转让、出租、转租、抵押,年限可参照国有土地管理办法,所形成收益应缴纳相关税费。能源能源领域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可将下游油品销售业务板块分拆,拿出一部分做增资扩股,引入民营资本。贫困县通过建立贫困县信息网络系统,对应相关标准,实时观测各项数据指标,实现动态管理,确保不符合资质的贫困县能够及时退出。农民工避免建设单独的农民工社区或连片廉租房,选址时要尽量靠近教育、文化、医疗等已有的优质公共服务资源。规划体制改革面向县(市)级层面推动“多规合一”试点工作,推动经济、人口、产业、城镇建设、生态环境等规划在县(市)层面的有效整合,完善“一张图”管理制度。新手上路成长任务编辑入门编辑规则本人编辑我有疑问内容质疑在线客服官方贴吧意见反馈投诉建议举报不良信息未通过词条申诉投诉侵权信息封禁查询与解封©2024 Baidu 使用百度前必读 | 百科协议 | 隐私政策 | 百度百科合作平台 | 京ICP证030173号 京公网安备1100000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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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9-28来源:人民政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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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政协报讯(记者 孙金诚)9月25日至26日,由民革中央、浙江省政协主办的“深化农村改革 推进乡村振兴——第四届莫干山会议”在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举行。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常务副主席郑建邦出席并讲话。

郑建邦表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一篇大文章。自2018年以来,莫干山会议在湖州已成功举办三届,在理论和实践层面收获了大量成果。不少当代中国乡村振兴工作的理论成果得到了凝聚提炼,大量以改革创新为主要特征的实践成果得以推广运用,为广大“三农”工作者提供了借鉴参考。

围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实现共同富裕,郑建邦指出,下一阶段,要深化农村领域改革,优化要素市场化配置,做好要素的盘活、流动与保护“三篇文章”,广泛深度集聚优势资源、释放发展红利;要深化城乡融合发展,加快解决城乡间资源要素不合理流动的结构性问题,全面推动共建共享,不断追求精神富足,均衡统筹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要深化科技支撑赋能,在推进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推广、健全“三农”科技人才体系等方面精准有效提供专业化服务、高效能供给,实现数字赋能现代化治理。

民革中央副主席兼秘书长李惠东主持开幕会。浙江省副省长徐文光,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陈晓华以及有关国家部委负责同志、知名专家学者和民革中央各部门、民革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相关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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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干山会议始末

莫干山会议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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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干山会议始末

日期:2014-0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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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来源:德清史志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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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4年9月在德清县莫干山召开了全国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时过二十八个年头,现在出现在文章报刊的大都称为“莫干山会议”。二十八年,弹指一挥间,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整个变化始终伴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和完善的全过程,莫干山会议在经济改革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前两年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时有不少关于莫干山会议的文章见诸报刊杂志,但表述不一。笔者以曾从事档案工作角度,把收集了的相关资料加以分析、整理,以展示会议的全过程。  吹响集结号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国的改革开放刚刚开始,整个社会形成了一种奋发向上的动力,尤其被称为“八十年代新一辈”的青年人更是乐观向上,思想活跃,激情洋溢,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献计献策、多作贡献的愿望十分强烈。在经济理论学界,有一群来自北京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和天津南开大学的年轻人尤为突出,开始崭露头角。  当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还寄居在北京师范大学,社科院工作和学习的王歧山、周其仁、黄江南、王小鲁等志同道合的关心国家大事的年轻人常常聚在一起,讨论各种学术问题——主要是经济和社会问题。经常骑车到香山,将讨论与郊游结合到一起。这些讨论原本是在社科院内部比较小的圈子里进行,后来社科院中更多的年轻人也加入了进来,还在《农民日报》社开了一个“青年经济问题讨论会”,没有请帖,没有固定的参加者,只是大家相约在星期天聚会,其实就像一个沙龙。第二次聚会也是一个星期天,借用了一个临建的板房教室,与会者有上百人,很多人都是慕名而来。第三次讨论会的时候,研究生院的教室已经无法容纳那么多人了,于是有人自告奋勇,借了北京市委党校的礼堂,当时会议开始的时候,礼堂都挤满了,连走廊上都是人。与会者大约千人左右,于是讨论会名声远扬。这几次讨论会的主角大都成为后来莫干山会议的主要发起人和组织者。  在莫干山会议上,还有一支活跃的力量,就是会议对外开放组的“天津人”。主要成员是南开大学的常修泽、李罗力、杜厦、金岩石,和天津社科院的郝一生。天津有开放传统,这群年轻人在 1984年参与写作了《对天津滨海经济开放区建设的一些设想和建议》(蓝皮书)和《深圳经济特区调查和经济开发区研究》。凭着这些论文他们来到了莫干山。这群年轻人早就聚在一起搞了个读书会,取名“南世中”。南开大学世界经济与中国读书会每次读一本书,写一篇书评,比如,评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评福格特的《生存之路》、评弗里德曼的《自由选择》。经济学家谷书堂喜欢和支持这些朝气蓬勃的青年。半个多世纪前,毕业于耶鲁大学的何廉受张伯苓校长之邀,来南开创办经研所,那时留洋归来的教员都是三十岁年纪。“青年总是可爱的”,这是何先生的名言。金岩石说,“我们聚在一起的目的就是要表达世界与中国应该联在一起,中国应该成为世界当中的一部分,而且能够成为主角。”  中国社科院和天津南开两支力量相互影响,经常开展对话和交流。黄江南、朱嘉明等在1983年一次去天津活动的列车上聊天,产生了召开一次全国性的以年轻人为主的经济工作讨论会的设想。1984年初,这个设想得到了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和浙江经济研究中心的积极响应。经省委、省政府同意后,浙江社科院和经济研究中心决定承办这次会议,具体由时任浙江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的刘佑成负责筹备。省社科院及时与莫干山管理局取得联系,得到了莫干山管理局的支持,初定会议放在莫干山召开,等待大会主办方北京方面的最后确认。  莫干山会议由 《经济学周报》、《经济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世界经济导报》、《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杂志、《中国村镇百业信息报》、《经济效益报》、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浙江省经济研究中心联合发起召开的。由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和浙江省经济研究中心承担办会就解决了两大难题。一是落实会议地点,选择在莫干山召开;二是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和浙江省经济研究中心是省政府下属研究机构,由它承办会议就有了合法性。会议筹备期间设立一个会议筹备组,由每个发起单位的领导组成。比如《经济日报》总编安岗、副总编辑丁望,《经济学周报》总编辑王瑞荪,《中国青年》杂志副总编辑崔维德,《中国村镇百业信息报》社长白若冰等等。“中青年”、“中老年”,现在人们叫得顺口,过去只有青年、中年、老年之说,而没有“中青年”一词。当时参加会议的大都在30到40来岁之间,介于青年和中年之间,筹备组把会议的全称定为 “全国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中青年”一词是莫干山会议的发明。 6月12日的《经济日报》有一条新闻,标题为《本报等五单位将召开中青年经济学术讨论会,广泛征集论文邀请入选者作为正式代表出席》。具体内容是:  本报讯 《经济日报》、《经济学周报》、《世界经济导报》、《中国青年》等报刊和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将于9月上旬在浙江省联合召开“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讨论的中心内容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从本月中旬开始,向全国广大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广泛征集论文。论文入选将作为正式代表应邀出席会议。论文写明“九月征文”字样,寄北京市《经济学周报》社。论文不超过八千字,提纲不超过一千字,并请写清作者姓名、性别、年龄和工作单位。  就是这条200字的短讯,吹响了莫干山会议的集结号。  截至8月15日止,会议筹备组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一千三百多篇论文。论文作者中有从事理论研究的专业人员,更多的是在各条战线基层工作、利用业余时间从事理论研究的青年人。会议筹备组由 《经济学周报》承担日常组织工作。还有论文组,审阅应征的所有来稿。临时办公室设在中组部招待所。论文组组长是王小鲁,副组长是周其仁,主要负责论文的评审。当时定了一个原则,一个省选5人,共150人。在评审过程中,不讲关系、不讲学历、不讲职称、不讲职业、不讲“名气”,凭论文水平确认代表资格。针对郭凡生一篇反梯度理论的论文,曾在论文组引发了一场争论,最终,他还是被选上了。张维迎提交的是价格改革的文章,经过反复斟酌后才被选上。实际选出了124人作为参加会议的正式代表。王岐山、马凯和张劲夫的秘书孔丹应筹备组邀请参加了会议,还有元老级人物马宾、中宣部理论局副局长贾春峰也到会,这对会议的召开给予了很大支持。 这次会议不单是地方政府和中央级媒体单位作为全国中青年经济学者建言的活动平台,同时,中央最高机构也以不同的方式出现,密切关注。为此,会议筹备组在新闻报导方面制订了严格的纪律,立出规定各新闻单位一律不许报道。只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当天的新闻联播做了广播,《经济日报》会后才转发了报道。英雄不问来路莫干山位于德清县西部,属天目山脉,山不高而名扬天下。二千多年前莫邪与干将在山上铸剑的传说流传至今,家喻户晓。百年前随着上海商埠的开放,洋人开始发现莫干山还是块避暑胜地,在山上大兴土木,短短三十来年,建起了掩映在竹林绿荫之中的二百多幢风格各异的别墅,有“世界建筑博物馆”之称。被列为中国四大避暑胜地之一的莫干山是国家级旅游风景区,以竹、云、泉“三胜”和清、凉、绿、静“四优”而取胜。毛泽东、周恩来、胡耀邦、陈云、陈毅、江泽民、朱镕基、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及蒋介石、蒋经国父子等名人留下的足迹为莫干山增添了几分神奇色彩。莫干山还与不少历史重大事件密切关联,周恩来为实现国共二次合作曾与蒋介石在莫干山白云山馆进行过会晤;毛泽东在杭起草新中国第一部宪法期间,曾登上莫干山,指点江山,运筹治国之策;同样,莫干山也见证了莫干山会议的召开——我国改革开放经济史上一次重要会议。  莫干山会议具体会场选择在位于武康路329号荫山饭店。这座建于1926年的荫山饭店是当年莫干山管理局下属的招待所,与莫干山景区中心荫山街近在咫尺。站在阳台上远眺,满山竹海尽收眼底。9月初的莫干山正是夏秋转换的季节,山上没有了春天的潮湿,也没有了夏天的过于热烈,冬天的寒冷还在后头。秋高气爽,丹桂飘香,人也多了几分精神。  9月1日,与会人员开始报到,2日参加会议的人员基本到齐,3日与会人员集体“放羊”,游览莫干山美景。4日正式开会。  参加会议代表共有180名,其中通过论文最终选中入会的有124人,在经济研究领域已经有一定影响的中青年有26人,10名为领导小组成员,10名是记者。因为会议在莫干山开,多给了浙江10个名额。参加会议名额控制得很严格,天津《开发报》一个女记者哭闹着要上山,周其仁死活不放。后来实在不行,让她上山一晚上,第二天就打发她走了。还有一位民族学院的女士,在山下哭了好长时间,非要上来。劝阻她的人说,‘你又不是发起单位的,又没有论文被选上,凭什么让你上。’结果她说:‘我也是搞改革的啊!’挨不过她的执拗,就说让她上来呆一天就离开。结果她留了下来。” 这成为趣谈。  对凭论文入会的124名代表(包括一部分发起、组织者)的结构分析,其基本状况是:按系统来分,高等学校38人,占30%;中国社科院和地方社科院30人,占24%;政府所属事业性研究机构18人,占14%;党政机关干部20人,占16%(如当时在北京市西城区计委工作的马凯);企业界一线人员12人,占10%;此外还有新闻界等8人,占6%。按地区分:北京(包括中央在京单位)53人,占42%;上海11人,占9%;天津7人,占6%;除三大直辖市之外,来自改革开放先行地区的代表较多,如浙江10人、广东8人,此外,西部地区也有一定数量代表,如陕西、内蒙古、新疆、西藏都有代表参加。论文作者既有从事理论研究的专业人员,也有在各条战线的基层工作,利用业余时间从事理论研究的人士,真是 “位卑未敢忘忧国”、他们都有为改革大业贡献才智的使命感。  会议分为五个组,第一是领导小组,由各发起单位的领导人组成,他们不负责会议的运作,也基本不参与会议任何决定;第二是大会秘书组,负责会议的组织、议题、讨论、简报、最后报告及各项决定等,成员有王岐山、黄江南、徐景安、王小鲁、周其仁、刘佑成。后来会议秘书组又增加了金观涛,以及各会议分组的部分组长如杨沐、高梁等人;第三是新闻组,由发起新闻单位各出一人组成,《中青报》记者部主任陆薇薇任组长;第四是会务组,由《经济学周报》和浙江省经济研究中心负责,组长是张连城;此外,最重要的是学术组,组长和副组长分别是黄江南、徐景安等,成员为各会议分组组长,具体又分价格改革组,企业改革组、对外开放组、中心城市组、金融组、农村组、基本理论组等七个分组。  开会时间的具体安排分三段,上午8:30-12:00,下午2:30-5:30,晚上7:30-11:00。 大的会议放在距荫山饭店不远的一座大教堂里,小会议放在黄庙,一般的小组讨论放在餐厅、饭店接待室,有时客房也成了小组讨论的场所。  一般研讨会总是拿着稿子念,莫干山会议就与众不同。提出:论文不许带上山,只带身子来,没人开过这样的会。 讨论时以组出题,按题讨论。所出题目都必须是当时国家经济发展和改革面对的尖锐问题,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会议的讨论有的放矢、切中要害。由于不少与会人员有国务院部门工作的背景,有些一直在参与国家经济建设和改革重大策略的策划工作,因而有基础能拿出一套很有挑战性的分组讨论课题。这些题目确定了会议的内容、方向,为会议的成功奠定了一块基石。第一天,是上山交朋友,三三五五聊天,互相了解,会议分成几个组。每个组有核心人物主持,没有报告,但有中心发言,抛砖引玉,引导大家去讨论。与会人员去哪个组听都行,并创造了很多新鲜的形式,如“挂牌讨论”。人们分散在各个小楼里,但可互相串门,任意选择参加自己感兴趣的问题组。会议讨论得热火朝天,有时甚至火药味儿十足。从白天到夜里,讨论、争论不休。争论最为激烈的是价格组,在价格改革问题上分成了三派:调派以田源为代表,放派以张维迎为代表,华生、何家成、蒋跃、高粱、张少杰等人则提出了第三种主张——放调结合的双轨制思路。人们精神亢奋,专注入神,高强度,不休息。  价格组由华生、徐景安、田源、张维迎、何家成、蒋跃、高粱、张少杰等组成,王歧山常参加价格组的讨论。田源是国务院价格中心出来的,主张“调”,张维迎是按论文选来的,则主张“放”。他举了一个例子:温度计中的水银柱,气温高了,水银上去了;气温低了,水银就下来。价格就是要按照市场供求关系变化,自动地升降。调价是什么意思呢?不是水银柱,而是铁柱子,要降价就得锯;要加价就得接。他讲的是市场经济的ABC,但当时具有革命性意义。我们过去都是“调”的概念,没有“放”的概念。但价格能全放开吗? “调”、“放”两派吵得热火朝天。华生、何家成、蒋跃、高粱、张少杰等人则提出了第三种主张——放调结合的双轨制思路,讨论组逐步达成了共识,也得到了会议的赞同。  徐景安为莫干山会议撰写了第一份报告《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形成了价格组的讨论成果。这份“报告”的主要思路是:考虑到由国家计划供应和统一分配的能源、原材料比重太大,煤炭占50%、钢材占70%,建议采取调放结合、以放为主的方针,先将供求基本平衡的机械、轻工、纺织的价格放开,所需的原料也由计划价改为市场价;随着一个个行业的放开,统配煤、钢材的比重就会缩小,这时较大幅度地提高能源、原材料价格就不会对整个国民经济产生很大冲击。一个个行业的放开,就会出现统配内的计划价与自销的市场价,应配套建立物资市场。  一种物资两种价格,市场价高于计划价,分配比例逐步缩小,市场份额逐步扩大。价格双轨制,将价格改革的大系统化为一个个可以操作的小系统,避免了大风险。更具有深刻意义的是,不仅纠正了不合理的价格体系,打破了僵硬的价格管理制度,还带动了计划、物资体制的改革。这是对计划经济制度的重大突破,奠定了我国商品经济制度的基础。后来我国的经济改革就是走“双轨制”道路。所有改革几乎都从试点起步,再一步步推广。在内地不开放的情况下,试办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等也是一样。  双轨制的好处是明显的,价格一下子放开,经济承受不了,观念也接受不了,配套政策也跟不上。但是,双轨制也一定会带来问题,这就是新旧体制的矛盾、摩擦、漏洞,腐败也由此而生。价格双轨制催生了官商结合、倒卖物资,权力腐败等问题,但这是向市场经济迈出的一大步。  除了价格改革争论激烈之外,对外开放、金融改革等也是本次会议触及的最为敏感和最有挑战性的议题之一。代表们以“敢为天下先”的精神,提出了诸如发行股票等建议,对中国对外开放和资本市场的发展具有开拓性意义。  为保障会议顺利进行,实行了一级保卫和食品检验等各项安全措施。当时会议筹措到的资金不多,每个发起单位出资一、二千元,除去与会人员的住宿、交通费用,用于伙食的经费就不多了,与会人员的伙食标准每天在二、三元左右。由于晚上常开会,就要伙房提供晚间点心,所剩伙食费不多,晚点心只能只制面食,每天用去面粉要二百斤。  会议期间,浙江省委副书记、省长薛驹上山看望了与会代表。会后,秘书组又向浙江省常委做了汇报。“价格双轨制理论”发明人  2011年11月26日下午,北大经济学院泰康人寿报告厅群贤毕至。13点20分,北京大学校长助理张维迎稳步而至,招牌式的华发一如往昔挺拔。半小时后,燕京华侨大学校长华生悄然前来。原定13点30分启幕的会议已经开始。华生想从侧门绕进,不巧,他的座牌靠近正门,侧门第一排已有张维迎默然端坐着,偶而也低头写上几笔。华生只好退一步也许正门落座才不会太引人注目。20分钟后,有记者求证组委会,确知当天另一主角田源因故不会到场。这是中国经济学家年度论坛暨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2011)颁奖典礼现场。经202位经济学家、著名大学经济院校和国内研究机构负责人、主要经济和学术媒体负责人以记名投票方式评选,以华生为研究组长、田源、张维迎为主要贡调研人研究确立的“价格双轨理论”,高票获第四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    经济学界曾经纷争一时的关于谁是“价格双轨制理论”第一发明人的谜底终于揭开。华生在领奖时想到“价格双轨理论”的诞生地——浙江莫干山,不胜唏嘘:“27年了,(人生)能有几个27年。当时在那儿争论,能够到今天站在领奖台上,我很希望你(指当年会议的重要参与者王岐山)来参加。”正是莫干山会议,促成中青年经济学家的全面崛起,他们开始深度介入中国的改革开放。“价格双轨理论”提出的价格改革思路,成为中央的重大决策,在同年10月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正式提出了“价格体系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价格改革是莫干山会议争论最激烈的问题,最终形成的“价格双轨理论”也是莫干山会议的最大成果。  “莫干山会议”精神  莫干山会议在经济学界是一个时常被提起的话题,被称作“经济改革思想史的开创性事件”,是青年经济工作者“第一次集体发声”。莫干山会议已经编入《新中国经济学史纲(1949—2011)》一书。这次会议不仅使一批经济学家脱颖而出,走上改革开放的大舞台,其形成的理论也为八十年代的改革提供了重要的思路,引起中央高层领导的重视。就“上山”参加那次会甚至成了一种荣耀。莫干山会议还有一种精神层面的收获,如青年人的时代精神、公平竞争精神等,更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莫干山会议于9月10日结束,9月15日,《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与价格改革相关的若干问题》、《企业实行自负盈亏应从国营小企业和集体企业起步》、《沿海十四个城市对外开放的若干问题的建议》、《金融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发展和管理股份经济的几个问题》、《粮食购销体制的改革和农村产业结构的变动》七份专题报告新鲜出炉。这些报告,以一种崭新的文风示人,一改动辄引用经典原著的传统,从实际问题出发,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会议选了几位代表向主管计委和体改委的国务委员张劲夫做了汇报。9月20日,张劲夫批示:“中青年经济工作者讨论会上提出的‘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极有参考价值。” 会议提出的若干理论观点和对策思路,比如 “企业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以及“进一步开放沿海港口城市”,以及“价格双轨制”的具体构想等,被吸收到此后不久(1984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  《经济日报》9月下旬辟专版《探讨经济改革中的理论问题­­——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论文摘登》,刊登了天津市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郭振英的《自负盈亏与企业扩权》、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政研室郭凡生的《谈谈技术的梯度推移规律》、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吴克的 《计划管理中综合运用各种经济杠杆》、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常修泽的 《从蛇口工业区的开发得到的启示》、上海科学学研究所夏禹龙、谭大骏、陈平、蔡乃中的《沿海开放地带的战略地位》、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陆丁、《世界经济导报》张一宁的《引进外资引力何在》、清华大学周小川、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楼继伟、李剑阁的《价格改革无需增加财政负担》、西北大学经济系张维迎的 《价格体制改革是改革的中心环节》、国务院价格研究中心田源、陈德尊《关于价格改革思路的思路》。  《经济日报》对参加莫干山会议代表论文的集中发表,具有标志性意义,标志着一代中青年经济学者群体的崛起。张维迎最有代表性,那年他才24岁,是西北大学经济系学在读硕士生,年底一毕业就进入国家体改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从事改革理论和政策研究。大部分参加莫干山会议的代表在政界、学术界和企业界作出了很大的成就。笔者对其中50名参加莫干山会议人员的现状进行了分析,目前从事政界的12人,占24%。其中:王歧山、马凯、周小川、曹征海等;从事学界的24人,占48%。其中:华生、张维迎、常修泽、白南生、张宝通、李晓西等,在当今我国经济学界都很有影响。海外经济学者有杨沐、巫建学等;在企业界的有14人,占28%。有杜厦、郭凡生、陈平、陈申申等,不少“下海”白手起家,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拚搏。杜厦、郭凡生是身价过十亿的大企业家。  有学者研究认为,当年莫干山会议取得成功,其中隐含着一种精神,可称之为“莫干山会议精神”。称这种精神是“受世人之瞩目,跨世纪而弥鲜”,直到今天依然具有时代价值。  一是时代责任精神。当时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确实面临重大的“时代呼唤”。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决策。最初几年,改革的主战场是在农村,城市只进行了企业层面局部的放权让利试验。到1984年,农村改革已有起色,但城市改革总体尚未起步。随着改革的深化,整个国家面临着如何由农村改革拓展为全面改革的历史性课题。邓小平适时指出:“改革要从农村转到城市。”但从当时情况看,由于计划经济体制根深蒂固,整个改革举步维艰。理论上突出的问题是关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问题,而实践上遇到的问题更多。如何推进价格改革?如何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如何实施政企分开,发挥中心城市的带动作用?总之,如何把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推向新的阶段,这一战略任务历史地落在中青年经济学者身上。莫干山会议为中青年经济学者搭建了一个大舞台,折射出了强烈的历史主动精神和时代责任感。这种历史的担当精神是十分可贵的。  二是公平竞争精神。从当时情况看,各省市、各部门都蕴藏着一批优秀的中青年经济学者,他们如同《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所说的“颖”(“锥子尖”)一样,蕴藏着思想的锋芒。这就需要一套体现公平竞争的人才挖掘和选拔机制。莫干山会议的闪光之处在于明确提出了“以文选人”的“五不讲”原则,给各行各业、各个层面的中青年朋友公平参与竞争带来了希望。这种平等竞争的精神对中青年是具吸引力的,从而在全国各地引起反响。“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正是这种不拘一格“以文选人”的机制,把大多数本来默默无闻的中青年推上了历史的舞台,成为今天叱咤风云的人物,这是“莫干山会议”的成功之处。莫干山会议所展现的公平竞争精神对后世是有重要影响的。它持续地唤起了一代又一代中青年学者公平参与的热情。在莫干山会议召开后的1985年,“第二届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在天津举行。会议也是按照莫干山会议的精神,“以文选人”,从2615篇论文中选出125位参会者的。对此,老一辈经济学家薛暮桥先生当时欣然题词:“济济英才,满腹经纶,青出于蓝,后继有人”。  三是自由争鸣精神。自由争鸣是学术会议的灵魂。莫干山会议作为一个中青年学者的学术会议,特别鼓励学术争鸣,践行学术民主和学术自由。代表中虽有的来自国家经济研究机构,有的来自社科院和高等学校,有的来自一线单位,但大家约定,在讨论中打破传统的会议模式,不照本宣读论文,不作空泛议论,而是紧紧围绕专题各抒己见,特别倡导不同观点面对面的辩论,不绕弯子,不兜圈子,直入主题。由于争论非常激烈,“挂牌辩论”的方式,充满自由辩论的学术气氛。莫干山会议所展现的自由争鸣精神被延续下来了。如,1989年3月底到4月初在北京京丰宾馆召开的“改革十年:中青年理论与实践研讨会”期间,就采取了“挂牌辩论”的方式。这种自由讨论、追求真理的会风,对日后的学术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  四是政学互动精神 。在开拓新体制的历史进程中,如何处理政界与学界(特别是中青年学者)之间的关系,使双方能够“良性互动”,是当时和现在都面临的一个难度较大的课题。对中青年学者来说,如何既保持自身的学术独立性,大胆探索、创新理论;又能把自己的学术研究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自觉联系起来,在回答国家发展变革重大课题上发挥作用。对政界来说,如何既保持自身的政治权威性,坚持原则、运筹帷幄;又能重视学术发展与繁荣、尊重学术研究自由,礼贤下士、从善如流,通过与学者对话,真正做到决策科学,莫干山会议在这些方面提供了有益的经验。中青年代表作为一个“发声的集体”与中央决策层之间的互动,这是更大范围、更高层次的互动。中青年学者实际采取的是一种“补台而不拆台”、“自由而不放任”的方针。会议宗旨明确:“引导和团结广大中青年经济学工作者,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研究和探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为推动当前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实现党的十二大提出的战略目标献计献策。“献计献策”,清楚地界定了会上中青年学者的角色定位。  当代中国崛起就在于解放思想、理论创新、走创新之路。今年9月15—19日,由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与《第一财经日报》联合主办的“中青年改革开放论坛”又将在莫干山召开,这是一次新的“莫干山会议”,期待“莫干山会议”所形成的精神能在新的一代身上得到延续和发扬。凡事总讲“天时、地利、人和”,愿集天、地、人之灵气为一体的莫干山能成为我国乃至世界经济学界的“论剑”之地。注:1 王岐山:原任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处长、副局级研究员、联络室副主任,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2.周其仁:国务院发展研究所工作,现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3.黄江南:原任国务院技术中心助理研究员,光大资料研究有限公司(香港)总经理。4.王小鲁:原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工作,现任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5.常修泽:原南开大学讲师,现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外企业集团发展研究中心专家组组长、中国经济学术基金(香港)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6.李罗力:原天津南开大学经济系教师,现任综合开发研究(中国·深圳)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开放导报》杂志社社长,南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7.杜厦:原南开大学教师,现任天津家世界集团董事长。  8.金岩石:原天津南开大学教师,现任湘财证券首席经济学家。9.郝一生:原天津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现任三明物产(天津)国际贸易发展公司董事长。10.刘佑成:原浙江省人民政府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现任中国南京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中国广厦控股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11.王小鲁:原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工作,现任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12.张维迎:原西北大学经济系在读硕士生,现任北京大学校长助理、光华管理学院院长、经济学教授,北京大学工商管理研究所所长。13.马凯:原国家物价局物价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现任中共中央委员,国务委员、国务院党组成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14.孔丹:原任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张劲夫办公室秘书,现任中信集团董事长。15.马宾:原冶金工业部副部长。16.徐景安:国务院体改办、国家体改委工作,现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理事。17.金观涛: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研究员,科学哲学研究室主任,并兼任《科学、经济、社会研究发展中心》副主任、学术委员会主任。现任台湾政治大学讲座教授,讲座教授。 中国美术学院南山18.杨沐: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资深研究员。19.高梁:原在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体改所工作,现任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国有资产研究中心主任。  20.张连城: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院长。21.田源:原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现任中国期货协会会长。22.华生: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财政系攻读硕士学位,现任燕京华侨大学校长。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校长。23.何家成:原任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读在职经济学博士学位、比较经济学研究室副主任、发展经济学研究室主任;现任国家行政学院党委委员、副院长。24.蒋跃:原国家体改委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现任陕西省工业与信息化厅厅长。25.张少杰:原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研究员,现任上海古德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副研究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研究员。26.郭振英:曾任天津市委、市政府处长,现任国防科工委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河北钢铁股份公司独立董事。27.郭凡生 :原在内蒙古建委研究室工作,现任慧聪集团董事长。28.陈平:原上海科学学研究所,现任阳光卫视董事长。29.曹征海:原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政研室战略处干事,现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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